[62]保护规范理论适用带来的原告资格限缩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核心仍在于其与我国行政诉讼的整体架构和功能期待是否一致。

一、凯尔森法哲学的认知论基础与先验论证 法的本质及其规范性的来源是法哲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核心主题。因为在凯尔森看来，规范就是规范，而不是其他什么的东西，故其存在不能被划约为经验性事实或某种心理状态。

[17]而在后者中，既有规范性的意义内涵也有非规范性的意义内涵，规范性的意义内涵里又有法律的意义内涵和非法律的意义内涵，法律的意义内涵是由经过重构的意义法律规范的意义内涵所组成的。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作为一个与康德的理论理性并置的认知体系，基础规范位于该体系的顶层。[12] 参见同上注，第71页。详言之，在我们的语言活动当中，思想通过命题得到了表达，而由各种命题组成的系统就像一把尺子那样面对实在，经验对象通过这把尺子上的刻度被整理后才成为我们所认识的事实。实在由事实组成，事实则是已存在的事态，事态则包含存在与不存在两个部分，[39]事态表示了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揭示康德与早期维特根斯坦之间的联系，笔者根据蒙克的建议，[37]将《逻辑哲学论》每一部分的首个论断摘出来后按顺序排好，展示出《逻辑哲学论》的整体结构。幸运的是，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了一段时间后，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人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里研读和探讨了该书，并专门请维特根斯坦来讲解相关概念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为后人整体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思想提供了基本蓝图。其效果不会限于概念比较，更可能提供一个新视角，一种新可能，勾连、整合传统农耕中国的一些社会实践、制度措施、思想甚或感慨，让我们从中感知和理解一些不高大上但对当下有意义的洞识和智慧，从先前感知的一片凌乱中看见了某种稳定的格局。

甚至因城邦人口多了，商贸多了，人际关系陌生化、商业化或契约化而非人身化（not personal），也会催生债务奴隶。他似乎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替别人想想，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兼爱。如，何炳棣研究发现，明清的土地数字其实是赋税单位，而非实际土地的面积，因为当时根本不可能全国各地对各类土地全都统一精确丈量。也许作者认为那无需多言。

然而，虽然有这些理想和憧憬，但不限于儒家的众多政治文化精英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传统小农经济注定了普通农人的分配正义及其想象受限于血缘加地缘的村落。又如明代徽州丝绢案：阴差阳错，徽州府6县每年8780匹丝绢多年来一直都由该府的一个县负担。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考虑兼爱和相利：把爱理解为一种价值偏好，就会发现这里潜藏的悖论：完全意义上的兼爱就不再可能需要相利。必须深刻理解并承认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充分有效的财富创造，对分配正义实践有深刻、重大和持久的影响。管仲也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这种分配格局，仍可以套用古希腊城邦的分配正义概念，但其脉络和质地（textures）都全然是中国的，完全源自历史中国的家/国双重共同体，即便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正在并将继续重构这个家/国结构的双重共同体的范围。

这包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休戚与共，即当他人的福利也是自己效用函数时，会很希望他人的福利也增加。这就好比可以放眼全球，或自称世界公民，但今天你可以是只能是具体某一国的公民，唯独不可能是世界的公民。这一方面因为，历史中国对人力的征用，劳役兵役，出于效率和便利考量，不得不按户或丁来征。虽都称之为分配正义，但相关的实践和表达一定会留下各自深嵌的那个共同体的痕迹或印记。

必须纳入今天研究者视野的是另一种可能，即至少有时，这也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是地方官员权衡利弊后务实有担当的选择，因为就一些具体事件看，或总体上看，至少有些选择是利大于弊的，甚至可以说是农耕中国对分配正义实践在微观层面的务实校正。第三，还要以任用、考核、晋升、奖励以及相应的俸禄来分配人才，建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组织协调每个贤能者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力量，保证这个大政治共同体的延续和继续整合。

甚至也不能说是历史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制，无法数目字管理等。甚至对耕牛也有限授田。

从理论上讲，分配正义是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得到他/她该得的。西周的政治精英因此有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相反，贫富不均加大一定会损害社群关系和社会福利，因为穷人无亲戚，富人无知己。让徽州府所在地歙县独自缴纳这笔税，不仅具有效率，而且可控，也更少扰民，因此具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和正义。但在当年这不是十五六岁甚或更年轻的女性能自我完成的，而且会有其他风险。对我来说，这才是《礼运》篇大同社会隐含的政治伦理思辨最有魅力之处。

农耕村落内部最多只有对入赘男子的歧视，但这种歧视并不延及其妻子和后代——姓氏界定了她/他们属于这个村落/家。这会有利于中西学术交流和对话。

许多自然村落都源自共同的祖先，村民间有某种血缘关系。只能大致定个方向，然后摸着石头过河。

村落共同体的家小于很多古希腊城邦，但与城邦的更突出区别是，村落更多借助血缘，也充分利用了地缘和因此引发的重复博弈，因此不像古希腊城邦有显著的政治治理功能和较为正式的组织机构。即便如此，土地总产出也未必真能增加。

商业贸易不仅会创造比传统农耕村落人数更多的定居点，更会改变和塑造定居地民众间的相互关系，规定了这些定居点的性质，成为城邦（或许市邦更准确）。但更深的道理或许在于，农耕社会的财富主要来源确实是土地，但人力也可能创造财富，农民的收入不仅来自土地，也会来自副业、手工业甚至商业等。为有效应对内忧外患，到春秋战国时，儒家和法家都一致明确选择了后者，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韩非建议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然而，仍必须看到，至少在两个方面，地方或村落小共同体的经济状况仍然影响五保对象的实际福利。

因此，这个天下不构成一个共同体。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以可能有的生活资料为前提，不忍之心或共情才可能催生一个某些最基本的福利分配略微兼顾矜寡孤独废疾者的分配共同体。

当年人类祖先的生活共同体很小，这就塑造了人类能真切的参照系至今都很小，即本地、本行业甚至本单位。还有助于理解英国为什么脱欧，而乌克兰等为什么希望入欧，欧盟为什么又拒绝土耳其。

在古希腊，分配正义共同体是爱琴海的群岛及周边地区的众多独立城邦。整个农耕区的和平和政治秩序由政治共同体提供，传统村落共同体自身因此确实没必要更政治化的组织，父子兄弟的天然等级差别就够了，无需政治生活更看重的政治社会地位、职位和荣誉来包装，借此来规范相应的人际关系。

六、结 语 不追求全面和准确，本文从分配正义视角来勾连、理解历史农耕中国的一些制度、实践、思考或追求。稀缺才会有分配问题，但究竟什么稀缺或不稀缺，这是由具体环境确定的，有些还是为实现积极的社会功用有意创设的。依据文件，五保供养的责任主体是由多个自然村构成的合作社（后来则是人民公社）。米烂在锅里，村落的每个历史的成员迟早会从中获益。

然而，举贤，包括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小国寡民时还可行。早期中国的农耕区主要是关中和黄淮平原。

但这只是个人的希望和追求，无法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准则。老子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认同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为天之道。

《汉书》记载汉宣帝批评官员上报的财政税赋数字不实，三公不查证，皇帝无法了解实情。历史中国的农耕村落常常是血缘群体，即便是雇农也往往是族人或沾亲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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